本报记者 刘旭 本报通讯员 王晶
2026年的春天，沈阳和平区马路湾街心广场，车流如织。广场西侧，一高一矮两栋建筑并肩耸立。一栋是始建于1931年的日式砖混结构老楼，灰砖黛瓦，静默如钟；另一栋是现代化的玻璃幕墙办公楼，键盘敲击声与压低的讨论声此起彼伏，工程师手中的平板电脑上呈现着三维建模、仿真分析、数据推演。
很少有人知道，这看似寻常的一角，是中国铝工业的“原点”。从这里输出的技术，正驱动着全球近40%的电解铝产能，让中国从一个完全依赖进口的缺铝国，成长为世界铝工业版图的规则制定者。这里，就是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铝镁院）所在地。75年来，马路湾的灯火照亮了中国铝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蹒跚学步到领跑世界的历程。
筚路蓝缕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铝产量仅10吨，关乎国防安全。
在沈阳马路湾的灰色小楼里，新中国的工业先驱们挤在逼仄的办公室中，为“一五”计划通宵达旦。1951年3月，沈阳铝镁院前身东北工业部土木建筑设计公司应运而生。当时图纸全靠工程师们用圆规、尺子在绘图板上一笔一笔画出来；数据则靠算盘和手摇计算器完成。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设计出了新中国第一个电解铝厂——抚顺铝厂、第一个氧化铝厂——山东铝厂等十余项新中国“第一”。
1952年，平均年龄不足22岁的31位姑娘组成“三八女子测量队”，这是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测量队。她们扛着20多公斤的仪器奔走在荒山野岭，左肩肿了换右肩，白天测量，晚上在油灯下整理数据。
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五”期间，这里就向全国输送了逾2000名冶金、勘察、设计领域的技术人才，点点“火种”撒向北京、贵阳、南昌、昆明等地，让中国铝工业的技术版图迅速铺开。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采用从前苏联引进的侧插槽。沈阳铝镁院技术人员刻苦钻研，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于抚顺铝厂开发了上插槽技术。进入改革开放年代，新的挑战随之而来。1978年，我国引进了日本轻金属公司的160kA大型预焙槽技术，彼时，国内还在使用污染大、能耗高的自焙阳极电解槽。引进的槽型虽然存在槽温高、炉帮形成不好、沉淀多、槽寿命低等问题，但其先进的自动化控制与烟气净化震撼了中国铝行业。
一场“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战役在马路湾打响。全国工程设计大师杨瑞祥将抚顺铝厂第四系列部分电解槽改建为23台135kA边部加料预焙槽，进行了预焙槽扩大试验，1979年11月投产，在大型化道路上开了先河。该槽型后来在包头铝厂建设中得到应用，并获得198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沈阳铝镁院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开发出了大面进电的SY系列电解槽。进入21世纪，由杨晓东等领衔的技术团队，在原有的SY系列电解槽基础上进行了艰难的仿真设计。为验证磁场数据，技术人员在酷热的车间里一待十几个小时，优化母线配置的草稿纸堆满整间屋子。
执着结出硕果。SY系列大型预焙阳极电解槽具有合理的母线配置、稳定的磁流体稳定性、良好的热平衡和智能多模式电解槽控制系统等特点。2001年，沈阳铝镁院设计的SY300kA系列电解槽开创达产历史纪录，此后纪录不断被刷新。
领跑世界
2013年，由沈阳铝镁院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12台600kA超大型电解槽顺利启动。
2017年，印尼国家铝业公司电解铝技术优化升级项目面向全球招标。这是一个苛刻的买家，来的都是世界级的竞争对手。对手设计了5台试验槽，沈阳铝镁院设计了3台，一年半的试验期后，对手的5台槽有3台发生故障，而沈阳铝镁院的3台槽技术指标优异，投资成本更低。业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方案。
这一刻，国际市场终于意识到：中国铝工业技术值得信赖，中国槽已悄然领跑世界。
如今，660kA的电解槽在中国已成现实，这是霍尔-埃鲁法发明100多年来，人类在铝冶炼生产大型化上从未企及的高度。
新的征程
75年过去，马路湾的灯火不仅没有黯淡，反而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愈发璀璨。
在包头，华云三期电解铝项目正在运行。这是铝行业内首座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孪生工厂。沈阳铝镁院交付的不再只是图纸，而是一个与物理工厂同步运行的三维数字工厂。管理人员在屏幕上轻轻一点，就能看到千里之外电解槽的实时温度、电压和分子比。过去只能靠老师傅“眼观鼻嗅”的经验，如今变成了精准的数据流。
面对“双碳”目标，一场绿色革命悄然发生。由沈阳铝镁院自主研发的“多源监测与区域调控的数字化铝电解槽技术”，让电解槽的平均效应系数下降了40%，电流效率显著提升；而在节能环保领域，他们研发的“超细液滴卧式脱硫系统”，能耗比传统技术降低35%以上。
2024年，沈阳铝镁院那承载着25万卷、60余万册技术图纸的档案，入选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名录。这里有新中国第一张氧化铝厂的蓝图，有500多座铝、镁、硅、钛工厂的设计底稿。这些发黄的纸张，记录的不仅是技术参数，更是中国铝工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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