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香江归航，珠江潮涌。一场跨越粤港的雷霆扫黑，一次彰显法治尊严的跨境审判，将“世纪贼王”张子强及其犯罪集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2026年春，《新民周刊》推出独家长篇纪实连载《张子强犯罪集团覆灭记》，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部作品的作者，正是深耕政法报道三十余载、亲历广东社会治安由乱到治全过程的羊城晚报高级记者、第十六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刘海陵。
从1998年案件侦破全程一线追踪，到二十余年后补齐尘封档案、还原完整真相，刘海陵以独家一手材料、冷静客观笔触，完整呈现了这起跨境大案的滋生、猖獗与覆灭，更以记者的专业视角，解读案件背后的法治进程与时代变迁。
今年3月，《新民周刊》在广州专访刘海陵，听这位长江韬奋奖获得者讲述追踪大案的惊心动魄，深耕政法报道一线的使命担当、一位老新闻人对真相、法治与时代的不变坚守，以及一部纪实作品跨越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创作初心，重温那段用真相记录正义、用笔墨镌刻历史的难忘历程。
重提旧案：世纪大案的时代深意
在刘海陵数十载政法报道生涯中，张子强案无疑是最特殊、最厚重、影响最深远的一笔。这宗被列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特大跨境犯罪案件，不仅震惊了粤港两地，更吸引了全球目光。当被问及为何耗时多年追踪、时隔近三十年仍要进行系统性纪实创作，刘海陵坦言：“这个案件直到今天，还是有它的社会意义，它不仅是一宗刑事案件，更是一段法治进化史，一个时代的缩影”。
1997年、1998 年，正值香港回归前后，全世界目光聚焦东方之珠。“回归之后社会管理怎么样？还是不是一个法治之地？” 质疑与观望并存，而张子强、叶继欢犯罪集团在粤港两地制造系列特大刑事案件，绑架香港顶级富豪、勒索金额以十亿计、走私重型武器与大量炸药，严重冲击两地社会治安，更被境外势力借机抹黑，质疑 “一国两制” 下的法治公信力与跨境治理能力。
而粤港警方联手侦破、内地司法机关严格依法管辖、两级法院公开释法，最终办成铁案，让全世界看到中央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坚持依法办案的坚定决心，用事实击碎不实传言。
“张子强案就是对‘一国两制’的一次检验，用实实在在的办案过程，告诉全世界，香港回归后，依然是法治之地，任何犯罪都无法逃脱法律制裁。”刘海陵强调，无论境内境外犯罪，无论逃到哪里，都不能逃脱法律惩处，这是案件最核心的时代价值。
“当年很多人以为，案子判了、人伏法了，就翻篇了。但这起案件的分量，远不止一起恶性犯罪那么简单。”刘海陵认为，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其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人财物空前流动，境外犯罪模式涌入、不法分子南下逐利，珠三角一度成为社会治安复杂地带。“那个时候，老百姓常说‘没有被偷过自行车的不算广州人’，我自己就丢过两辆摩托车、七八辆自行车，在街上也被小偷偷过东西，可见当时治安形势之严峻。”而张子强案，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最典型的样本。
彼时，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新型跨境犯罪手法脱节，跨境法律差异成为不法分子的 “漏洞红利”。张子强团伙正是研究两地法律，企图利用制度差异逃避制裁。而这宗大案的成功侦破与审判，倒逼广东乃至全国完善法律法规、优化侦查机制、升级防范体系，为应对跨境犯罪、流动人口治理、新型犯罪打击提供了宝贵实践经验，成为法治建设适应改革开放的重要转折点。
“把这个案件成功侦破，对改革开放先发之地的法治建设，比如法律法规重新规范、适应人财物流动、应对超前犯罪手法，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刘海陵表示，解剖这宗典型案件，就是回望一段法治进化史，对当下仍有强烈警示与借鉴意义。
此外，该案影响力跨越近三十年，团伙漏网人员持续作案、核心成员刑满释放再涉毒犯罪，足以证明其绝非普通刑事案件，而是观察社会治安变迁、犯罪演化规律的重要样本。“这是广东珠三角少有的、能跨越二十多年仍持续产生影响的刑事案件，值得认真回望，也值得我们把真相完整地呈现给公众。”
一线亲历：独家资料解锁细节
刘海陵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摄影/王哲
作为极少数能全程跟进张子强案立案、抓捕、预审、庭审、判决的记者，刘海陵的采访经历充满传奇与惊险。他的介入，始于一次偶然的同行交流，而他能获得独家采访权、调阅核心卷宗，源于《羊城晚报》省级党报的公信力、他三十余年政法报道的职业信誉，以及与公安部门长期建立的信任。
“那时我在香港和媒体同行聊天，听说广东省公安厅正在办理‘大富豪案’，回来后便第一时间与省公安厅沟通。”刘海陵回忆，当时案件尚处于保密阶段，办案机关对记者采访十分谨慎，“毕竟这是跨境大案，涉及太多敏感信息，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案件侦破”。但他凭借多年来在政法战线积累的信任，以及“只记录、不泄密、不干扰办案”的承诺，最终获得了办案机关的认可，成为唯一获准进入“9810专案组”（张子强案专案代号）、调阅大量核心卷宗的记者。
在翻阅大量一手资料、走访一线办案人员的过程中，刘海陵了解到了诸多令人震撼的真相，也解锁了许多尘封的细节，这些细节，如今都被完整呈现在《张子强犯罪集团覆灭记》中。
第一个令人震撼的细节，是勒索金额史无前例。“我当了30多年政法记者，从未见过如此巨额的绑架勒索案，实际金额以10亿计算。”刘海陵坦言，张子强团伙绑架李泽钜、郭炳湘两名香港顶级富豪，共勒索赎金16.38亿港元，创下当时全球最高绑架赎金纪录。
第二个令人震撼的细节，是犯罪手法猖狂至极。张子强团伙的核心成员，大多有犯罪前科，手段凶狠、无所顾忌。以叶继欢为代表的团伙成员持枪抢劫金铺、暴力抗法，在珠三角乃至香港制造极度恐慌。而张子强本人，更是嚣张到极致——直接找家属索要赎金，全程毫无畏惧。此外，该团伙还非法购买武器及炸药，企图制造更大规模的恐怖事件，其疯狂程度，令人发指。
第三个令人震撼的细节，是高智商钻法律空子。“他们不是莽夫，张子强认真研读香港与内地法律，曾利用英美法系程序漏洞脱罪。”刘海陵强调，张子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极具犯罪天赋，尤其擅长研究法律，专门钻法律空子。他深知香港与内地的法律差异，知道香港对绑架勒索无死刑，而内地对绑架罪最高判无期，因此，他刻意将绑架、勒索等核心犯罪行为放在香港实施，将武器弹药走私、犯罪密谋等行为放在内地实施，企图利用这种跨境作案的方式，逃避内地法律的严惩。
第四个令人震撼的细节，是办案环境极度凶险。张子强落网后，其团伙残余势力并未善罢甘休，公然叫嚣“500万元买广东省公安厅领导人头”，刘海陵本人也收到了匿名威胁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说，让我不要再报道张子强案，否则后果自负”。但他并未退缩，依然继续采访报道。更令人揪心的是，在张子强被一审判处死刑后，团伙残余势力扬言要劫法场，政法机关不得不启动最高级别安保措施 。“这些猖狂行径，是我几十年政法记者生涯中罕见的，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一线办案人员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
更让刘海陵难以忘怀的，是一线办案人员的坚守与付出。“张子强案的侦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办案人员付出了太多太多。”他回忆，专案组民警为了搜集证据，辗转粤港两地，不分昼夜摸排线索；预审专家为了突破犯罪分子的心理防线，反复研究审讯策略，每天复盘审讯细节，常常是犯罪分子睡了，他们还在挑灯夜战；甚至有办案领导收到匿名威胁电话，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个人退缩。
1998 年 12 月，张子强等团伙核心成员依法受到严惩，这一震惊中外的跨境犯罪集团彻底覆灭。“宣判那一刻，法庭内外一片肃穆，我内心充满震撼。这不仅是一个犯罪集团的覆灭，更是法治对暴力犯罪的压倒性胜利，是对粤港两地平安秩序的坚定守护。” 刘海陵回忆道，“最让我感慨的，是这宗案件对‘一国两制’与法治中国的生动检验。我们严格依法管辖、精准适用法律、公开透明审判，邀请全国法学专家把关，将案件办成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让国际社会无话可说，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法治的力量。”
刘海陵保留的当年报道张子强被执行死刑的报纸及张子强审讯笔录复印件。摄影/王哲
全景还原：呈现最真实张子强案
张子强及团伙核心成员相继落网后，案件侦破进入预审攻坚阶段。刘海陵获准进入审讯相关区域外围，近距离了解审讯进展。他透露，张子强落网初期拒不配合，凭借所谓的 “江湖经验” 负隅顽抗，试图逃避法律制裁。
但办案民警以铁证为矛，以法理为盾，层层突破其心理防线，最终让其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我看过部分审讯笔录，每一份供述、每一个细节，都印证了其罪行的罄竹难书，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完整记录案件真相的决心。” “我作为记者，有责任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把办案人员的付出呈现出来，让公众知道，正义的到来，从来都不是偶然。” 刘海陵说。
从预审终结到移交起诉，从公开开庭到一审宣判，刘海陵全程旁听庭审，记录法庭上的每一次质证、每一场辩论、每一份证据呈现。在庭审现场，他写下多篇深度报道，第一时间向公众传递正义宣判的消息。
在追踪过程中，刘海陵坚持不渲染、不夸大、不猎奇，严格以官方通报、审讯笔录、办案人员口述为依据，客观记录案件进展。他先后多次专访一线办案民警、刑侦专家、法律工作者，还原案件侦破背后的艰辛与智慧，记录粤港警方跨境协作的高效与默契，这些独家素材，成为他的纪实作品区别于其他文学演绎的核心优势。
谈及创作初衷，刘海陵表示，多年来，关于张子强案的各类文学作品、影视演绎层出不穷，部分内容为追求噱头夸大暴力、虚构情节，误导公众认知。“作为全程追踪案件的一线记者，我有责任、有义务还原最真实的案件真相，纠正不实演绎，为历史留下一份权威、可信的纪实文本。” 他认为，纪实文学的核心是 “实”，政法题材纪实作品，更要坚守法治底线、尊重历史事实，拒绝暴力猎奇，传递正义力量。
“办案人员时间久了，回忆具体时间、地点、人物可能有偏差，作为记者，这些偏差绝不能容忍。”真实准确，是刘海陵坚守的新闻底线。为了还原案件真相，他花费数月时间，逐字逐句研读审讯笔录、侦破档案、罪证材料、庭审记录，甚至连每一份赃款的流向、每一件武器的来源、每一次密谋的细节，都逐一核实。他还妥善保存了一审的庭审全程记录、36名核心成员判决详情、关键卷宗复印件等资料。“这些材料当时不记，事后再也找不回来，它们是还原案件真相的关键，也是历史的见证。”
在创作过程中，刘海陵秉持三大原则：一是史料至上，严谨考证。所有情节均基于审讯笔录、办案档案、官方通报、一线办案人员独家口述，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细节反复核对，确保每一个字都有依据、每一段叙述都符合事实，杜绝虚构、臆造。二是宏阔视角，时代叙事。作品不仅聚焦案件本身，更将其置于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粤港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剖析跨境犯罪滋生的社会根源，展现广东社会治安由乱到治的历史进程，让纪实作品拥有时代厚度与思想深度。三是冷静笔触，彰显温度。文字风格客观冷静，不渲染暴力、不煽动情绪，既揭露犯罪分子的残暴罪行，也讴歌政法干警的忠诚奉献，更传递法治正义的温暖力量，让读者在了解真相的同时，感悟平安的珍贵、法治的力量。
作品连载后，引发读者广泛关注与好评。众多读者表示，这部作品让人们看到了真实的大案侦破过程，感受到了政法干警的艰辛付出，更坚定了对法治的信仰。刘海陵表示，读者的认可，是对他数十年一线采访的最好回报，也让他更加坚信，真实的力量远胜于虚构的猎奇，正义的叙事总能直击人心。
2007年，刘海陵乘警用直升机飞临广东九江断桥现场采访。
笔铸法治：坚守职业初心与担当
全程追踪张子强案的数千个日夜，刘海陵积累了数百万字采访笔记、数十小时录音资料、上千份案件相关史料。他坦言，这些资料不仅是新闻作品的素材，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承载着政法干警的忠诚担当、法治中国的坚定步伐，也承载着一名政法记者的职业初心。
“这么多年，我基本上都在从事广东的政法公安战线报道，主要跑公安重大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刘海陵坦言，这片热土既是经济发展的试验田，也是社会治安治理的主战场，而他的新闻生涯，注定与大案要案、风险现场紧紧绑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广东，社会治安复杂严峻，清水河危险品仓库大爆炸、番禺1500万元运钞车大劫案、中山银行持枪抢劫案、东星轮大劫案、长胜轮海盗案、“9601”毒品案……一系列震惊全国的重特大突发事件，成为时代烙印，也成为刘海陵笔下最沉重也最真实的题材。
三十余载政法新闻生涯，刘海陵数次直面危险，始终坚守在最前线。南海警匪枪战现场，他冒着生命危险记录警方打击犯罪的英勇瞬间；海盗案侦破现场，他跟随民警远赴海域，还原跨境海盗的犯罪真相；番禺大劫案追踪，他蹲守案发地数日，挖掘案件背后的细节……
“记者的使命，就是在危险中寻找真相，在黑暗中传递光明，只要能还原事实、彰显正义，一切付出都值得”，这是刘海陵对新闻职业最朴素的信仰。“没有胆怯的时间，我必须如实记录”，无论是面对血淋淋的案发现场，还是收到匿名威胁电话，他从未动摇过这份初心。
早年刚从事政法记者工作时，为了赢得公安干警的信任，他曾赌气跟着法医全程参与凶杀案勘察与尸体解剖，即便吓得头晕目眩、一周不敢吃肉，也坚持完成了全程记录，这份执着与坚守，让他与广东公安干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为他后来全程跟进张子强案奠定了基础。
在他看来，政法报道绝非简单呈现血腥与惊险，更要透过案件审视社会治理漏洞，以建设性监督推动制度完善。从呼吁高层建筑消防整改，到推动“悬红缉凶”警务创新；从曝光银行安防短板促成全国行业规范，到深度剖析社会治安问题反弹成因引导理性认知；从推动110报警服务台优化升级，到呼吁完善跨境犯罪打击机制，刘海陵的报道始终带着温度与深度，既记录罪恶，更守护正义；既揭露问题，更贡献方案。
一位在广东省公安战线奋战了近40年的老领导曾评价：“广东社会综合治理从‘乱’到‘治’，也有刘海陵的一份功劳。”这句评价，是对一位政法记者最高的认可，也是对新闻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好注脚。而在刘海陵看来，这份认可，源于他三十余年如一日的坚守——坚守一线、坚守真实、坚守良知，用笔墨记录时代，用责任守护平安。
铁案留史，笔铸法治。刘海陵的新闻人生，是改革开放的生动缩影，是法治进步的忠实见证，更是新闻理想的永恒传承。
刘海陵表示，未来他将继续整理数十年政法新闻采访史料，创作更多纪实作品，记录南粤治安变迁，讲述法治中国故事。“我将始终坚守新闻初心，以笔为剑、以真为魂，继续做时代风云的记录者、法治正义的传播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让更多人铭记历史、珍惜当下、信仰法治。”
链接：刘海陵小传
刘海陵，1961年生，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羊城晚报社原社长，高级记者。第十六届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获得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系列报道，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长年从事政法报道，关注改革开放前沿社会治安管理问题；专注报业宏观管理、积极探索媒体深度融合与实践；对岭南文化传承发展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有深入的研究与实践。出版有《20 世纪末广东大案卷宗》《世纪贼王张子强》《我怎样当总编辑》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或参与编撰作品 10 余部，主持多项省级文化项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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